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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当代档案事业史上，曾涌现出一批批难忘的身影，为中国档案事业写下光辉的一笔。为了探寻这段荡气回肠的档案事业史背后的故事，前不久，记者来到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原副馆局长、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刘国能家，听他讲述峥嵘往事。

        刘老虽已年过80，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在讲述中国当代档案事业史时，如数家珍，对档案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信手拈来，穿针引线般将一个个档案故事娓娓道来。

        从一个科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档案事业体系，我国档案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刘老说：“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前身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的档案工作，1926年，中央秘书处成立，下设文书科、交通科、会计科等。彼时，文件档案的处理与保管都属文书科。不久，在中央秘书处下设文件保管处，把文件保管工作从文书科分离出来，文书科专门处理文书，文件保管处专门进行文件档案保管工作。这是党内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的第一次明确分工，也是党的档案工作机构的雏形，以后的‘中央文库’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秘书处新增速记室、收发室和材料科。当时档案资料不分，都叫材料，所以叫材料科。它是我党第一个档案管理与档案工作行政管理相结合的档案工作机构。”

        “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创时期、全面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破坏和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4个阶段。全国解放前夕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军事领导机关、中央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作出决定，要抢救接管历史档案。1954年，中共中央秘书处改为中共中央秘书局，下设四个处室，材料科不复存在。1954年11月，国家档案局成立。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1983年4月，国家档案局印发了《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〇年档案事业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在国家第六个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起一个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管理科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效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体系。自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在刘老生动的讲述中，滚滚时间洪流里，那些闪耀着光辉的人和事扑面而来。而当档案事业史以个人回忆的方式不断呈现于眼前时，它便不再像书本里的文字或者黑白照片那样令人感到遥远，就像一帧帧电影画面在眼前流过，变得可触摸、可感受了。

        谈到新中国档案事业创建与发展历程中的几件历史性大事时，刘老一脸自豪地说：“新中国档案事业创建与发展历程中有几件历史性的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向人民大众开放档案，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第二件大事是档案干部职工实行业务职称制度，是政府认定档案人员地位的举措；第三件大事是国家颁布《档案法》，丰富了国家法律体系，开辟了依法治档的新时期；第四件大事是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积极参与国际档案事务，翻开了我国档案外事史上新的一页，国家档案事业发展进入到一个更高水平的新时期。”

        “1996年9月，在北京举行了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这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第一次在亚洲、在中国举行的大会。党中央和国务院很重视这次大会，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大会。在这届国际档案大会举行前，成立了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组委会，后来确定外交部、公安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教委、国家档案局等22个有关部委局的负责同志为成员，彼时我兼任秘书长。由于经费不足，在召开组委会会议时，我专门向财政部提出经费申请，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组委会副主席之一）还帮我一起说明困难，争取经费支持，这次国际档案大会办得很成功。”

        在中国档案事业史上，有这样一批俯首甘为、默默奉献的国家档案事业开拓者，他们用坚定的信仰、开阔的视野、质朴的情怀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离不了陈为人等在极端恶劣条件下用生命守卫中央文库的热血和坚持，离不了以曾三、裴桐、吴宝康等为首的老一辈档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努力。曾三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档案局第一任局长、中央档案馆第一任馆长，为新中国的档案事业、档案工作、档案学理论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延安时期的他深入实际，总结、部署、指导档案工作，重视制度建设，负责档案转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很有想法，提出要把档案工作拓展到形成档案的地方，注重业务基础工作和档案的利用，注重问题和理论研究，提倡学习司马迁；《曾三档案工作文集》和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都是他坚守职责使命的最好见证，他不但在平时工作中坚持学习，而且无论参加什么会议都积极宣传档案工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档案工作、阐述有关问题，还利用写信的机会积极向领导请示汇报，跟领导同志提建议和想法，解决了一系列工作中的问题。在《曾三档案工作文集》的71篇文章中，书信占了12篇，都是写给有关领导同志的。”

        “说到曾三，就不得不提到裴桐。裴桐是1953年任命的副局级，‘数十年’一贯制，不为名不为利。了不起！了不起！”说到这里，刘老激动地脱口而出好几个“了不起”，钦佩之情溢于言表。显然，裴桐身上那种全心投入档案事业、不为名利的敬业精神和高尚情操早已扎根在刘老心中，熔铸在他的档案工作生涯中。“当一些人为名利东奔西跑时，他只顾尽职尽责地工作，思考档案事业如何后继有人，如何持续发展。裴桐做档案工作40年，基本都是当副手，协助曾三工作。在延安时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这样。曾三任中央秘书处处长时，裴桐任材料科科长、副处长；曾三任中办秘书局局长时，裴桐任副局长；曾三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时，裴桐任副馆长；曾三任中国档案学会名誉理事长时，裴桐任副理事长、理事长。‘文革’中，他们一同经历苦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起平反。他们在工作中志同道合，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积极承担。40年一正一副，荣辱与共，他们这种‘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在档案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档案专业教育事业正是在缺乏教师、教材等一系列困难中艰难起步的。“1952年9月，吴宝康负责组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专业。彼时的几名教员都没有讲过档案专业课。周恩来总理一直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在1952年8月率团访问苏联时，向苏方提及此事，苏方决定派档案专家谢列兹涅夫来，第一学期的档案专业课主要由他来讲，吴宝康和其他几位教员一起参加听课，直到第二学期，他们才陆续登上讲台，到后来再从专修班的优秀学员中培养教员，教师队伍就这样逐渐成长起来。在吴宝康的无私奉献和尽职履责下，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专业迅速发展，由1952年的专修班、1953年的专修科，发展成1955年的历史档案系，再到1985年的档案学院。1996年第八届档案教育国际研讨会在该院举行，彼时的国际档案理事会秘书长感慨地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具规模的档案教育机构’。在此期间，吴宝康等还编写、出版了大量档案专著、教材，逐步打开了档案学专业研究的鲜活局面，中国档案学教育事业开始阔步向前。”

        在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历程中，无数个陈为人、曾三、裴桐和吴宝康们始终保持着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对此，刘老说：“重视这些重要档案代表人物的言论作为，传承他们的宏愿，弘扬他们敬业、创业和热爱档案事业的崇高精神，是我们的一种责任。”

        采访结束后，刘老从书架上取出即将出版的专著，认真地写下赠言和签名，然后由他夫人包好，细心地交到记者手里。当记者向他夫人询问刘老在这样的年纪是如何做到对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的细节及数字了然于胸的，他夫人告诉记者，刘老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档案研究中，醉心于档案事业，对很多外国人的名字及一些数字都记得特别清楚。年龄没有成为刘老学习的藩篱，刘老在职期间曾发表过很多档案方面的文章，还出版多本专著，如今依然坚持笔耕不辍，继续用笔书写着档案人的初心和使命。

        他说：“我这一辈子虽然做过财贸、秘书、督查和政协文史工作，但主要从事档案事业，从地市、省到国家档案局，我一直在学、干和研究档案工作。党和国家对我的关爱、教育和培养造就了我这位‘老档案人’，能从事这项工作，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荣幸，更是一种使命，甘愿悉心奋力履职。”

        沐风栉雨，春华秋实。一部当代档案事业史的背后，是一个国家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国当代档案事业史见证着中国经济的起飞、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行程万里，不忘初心。新时代的档案工作者将赓续红色基因，传承优良传统，不断从先辈们身上汲取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奋发有为的动力，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扬帆起航，创造档案事业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