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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原馆局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杨冬权见证了全国档案事业最近40年的发展历程，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一直供职于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他对档案工作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近日，本报记者对杨冬权同志进行了专访。

    记者：在您任期内，档案编研和档案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发展，能否介绍一下，并谈谈您的感悟。

    杨冬权：对编研这个词，我现在更喜欢或更倾向于用“开发”来代替。因为我觉得，开发比编研的范围要更加广泛一些。这几年我给档案干部教育中心的档案编研班讲课时，讲的就是档案开发（而非编研）的各种形式和经验体会。开发或编研实际上也是档案宣传，是对档案的最好宣传。

    在档案开发和宣传方面，我最早运用或者说是创造了3种新的形式，这3种形式都是以前档案界和档案工作者从未利用过的。一种是文献电视片和影视光盘的形式，一种是档案网络视频的形式，一种是主持档案网络栏目的形式。

    由档案部门主创文献电视片，我是从1997年开始尝试的，1999年10月正式播出了第一部，之后又创作出了十多部，共有1000多集，并大多数发行了光盘。这些文献电视片，有的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收视率高出同期播出的电视剧；有的在全国120多家电视台联合播出；有的通过广播、网络、光盘等走近人民群众，形成了立体化宣传格局；还有的被要求送中央领导同志观摩。每部电视片的受众基本都超过1亿人次，有的甚至超过10亿人次。

    档案网络视频是从2008年开始发布的，到2015年，共发布十余部，也有1000多集。其中有的由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指导，由中央宣传主管部门主持发布会向国内外媒体推介，并通知中央各大宣传媒体和全国各主要宣传单位播发，特别是2014年全年，中央各大媒体和全国各主要宣传单位，共有2000多家媒体，连续90天，每天联合发布档案网络视频的内容，把档案开发和档案宣传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创造出档案开发和宣传社会影响的新纪录，形成了档案开发和宣传的一个高峰。

    主持档案网络栏目是今年刚做的。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受国家档案局和中国网的委托，策划并主持了专题档案网络栏目，并先做出了两个纪念特辑。这个栏目以鉴赏档案的形式，由我和一位档案专家，用一件档案来共同讲述一个同这件档案有关的故事。两个特辑，第一个叫“五四运动特辑”，用了7件档案，讲了7个同五四运动有关的故事。第二个叫“新中国这样走来”，用了70件档案，讲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的70个故事，让人们看得到新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走来的。这个栏目在中国网和中国双创网播出后，很快就得到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在内的国内150多家知名网站的转发，仅中国网和中国双创网目前的点击量就已超过7000万。这说明，这种档案开发、档案宣传的新形式，又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得到了受众的肯定。

    我的体会是：第一要选好的选题；第二要选好的时机；第三要选好的形式。选题与时机是相互关联的，我的好多选题都是为好的时机而选择的，比如，为了某一重大纪念活动，为了配合某一重要活动的开展等。好的形式，首先是好的传播形式，要尽量选用当下最流行、最大众化的传播形式。上面我最先应用的几种传播形式，都是电视、网络这些大众传播形式。即使是同样的选题、同样的时机，用传统的和用新型的大众传播形式，其传播效果也会差千倍万倍。

    记者：在近40年的档案职业生涯中，您对哪些档案工作的人和事记忆深刻？

    杨冬权：按时间顺序说，记得比较清楚的有，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档案工作先进表彰会代表，这给全国档案工作者以极大的精神鼓舞。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档案工作者参加会议。我带外国档案工作者参观完中央档案馆后，瑞典国家档案馆馆长握着我的手动情地说：“来中国前，我以为档案工作的典范在欧洲；来中国后，我认为档案工作的典范在中国。”2000年，我到西班牙参加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不少外宾见到中国代表团成员都竖起大拇指，夸中国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办得好，我和其他3位外宾作完报告走下主席台后，很多代表围着同我交流并向我索要讲话稿全文，这让我为祖国感到骄傲。2007年，中央各大媒体在“时代先锋”栏目宣传档案工作者卞峰煜的先进事迹，这是档案人第一次同其他行业的先进人物一起走上国家宣传平台。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档案工作者刘义权的先进事迹作出批示，并到医院亲切看望刘义权，后又亲自观摩根据刘义权事迹排演的话剧《生命档案》；中央各大媒体分两天连续在“时代先锋”栏目播出刘义权事迹，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刘义权事迹报告团成员；刘义权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是档案人的事迹报告会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并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部门联合主办。201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参观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校合办的纪念建党80周年展览，我全程陪同，并向首长汇报展览情况。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充分利用历史档案问题作出重要批示，并多次圈阅国家档案局报送的有关文件；出席了我国和秘鲁的档案合作协议签署，并询问我有关档案工作对外交流的情况；在总书记带动下，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共有40多人次批阅档案工作有关文件，把党和国家关心档案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关心档案网络视频的宣传，中央宣传部门主动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并通知全国媒体宣传档案网络视频，使之在全国得到连续90天的广泛传播。这些事情都让我记忆犹新。

    记者：您在任上提出的“三个体系”建设成为推动全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有力抓手，请您介绍“三个体系”建设提出的背景及背后的思考。

    杨冬权：“三个体系”提出后，在全国档案界影响广泛。“三个体系”不是一次提出的。2007年，先是提出“两个体系”。因为当时党和政府制定出台了很多惠民利民的政策，为了能够享受到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很多普通群众到档案馆去查阅利用档案。我到浙江调研时看到了这些情况，加上之前听到的一些情况，便在浙江提出了要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两个体系”一经提出，全国档案工作者热烈响应，奉为工作指南。2008年拉萨“3.14”事件和“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由于档案相继在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中受到损害，所以在此后的2009年，我又提出了要建立确保档案信息安全的档案安全体系。这样，“两个体系”变成了“三个体系”。之后，全国档案界持续推进“三个体系”建设，至2014年，“三个体系”又写进了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对全国的影响更为广泛。我认为，它之所以引起强烈共鸣和广泛影响，主要是契合了时代的需要和档案工作的要点，说出了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心声。

    记者：请您谈下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的背后工作及对全国档案事业的影响。

    杨冬权：《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是新中国档案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对档案工作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和全面系统的要求。文件制发中有过波折。2009年，我开始主持起草，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多次修改后，于2010年报中办和国办签发，但当时，分管档案工作的领导令计划不同意，而是改让中办秘书局另行起草了关于加强党委办公厅系统档案工作的意见，并于2011年同其他几个文件一起在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上讨论。我在会上公开发言，反对下发这个单独针对某个系统档案工作的文件，因为这不符合我党一贯的“党政档案统一管理”原则，会给全国档案工作带来混乱。所以，会后这个文件就没有下发。栗战书同志担任中办主任后，决定把这一文件退回由国家档案局修改。我们又经反复修改后，于2014年由中办、国办联合下发。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最重要文件。

    文件的核心内容可归纳为3句话，即“完善体制机制，健全‘三个体系’，加大支撑保障”。这3句话包括了5个方面，它们共同组成了档案工作之“本”。为了易记，我曾用“本”的5个笔画来代表这5个方面：上面的一长横代表体制、机制，是起头的、领路的；中间的一竖代表安全体系，因为安全是档案工作的中心；左边的一撇代表档案资源体系，右边的一捺代表档案利用体系，而一撇一捺又正好是一个“人”字，表明档案资源体系和利用体系都要以人为本，最后一短横，代表支持保障，它虽在最后，但没这一笔，就不能成为“本”，而成为“木”，因此，它又很关键。这个文件，对全国档案工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坐着公交车也要打开手机写稿，加班加点不分昼夜，是杨冬权同志的工作常态。为了办好一件报送中央的档案专题参考材料，他曾连续72个小时没休息，材料报走了，他也发烧病倒了；他也曾7天长假不下楼，在家创作档案文献电视片脚本；他也曾因连续在通风不好的地下室为电视片配音而晕倒在饭桌上……这种孜孜不倦、高度负责的精神背后，支撑他努力工作的强烈信念就是“让档案活起来、亮起来、火起来”“让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人更出彩”。在被问到对年轻档案工作者的期望和寄语时，他不假思索地笑着说：“超过我们这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