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事”回眸:向世界讲好中国档案故事——访中国档案报社原总编郭海缨

时间:  2019-11-26 09:59   中国档案报    李安涛 点击:
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作为世界上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档案行业报,《中国档案报》自1995年1月正式创刊以来,在全力服务中国档案事业和社会民生的同时,积极探索“发挥档案大国优势,取材档案史料,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之路,而曾在中国档案报社工作18年,且担任过报社总编的郭海缨,正是探索者之一。前不久,记者对郭海缨进行了专访。

        记者:再过一个多月,《中国档案报》将迎来创刊25周年纪念日。作为创办者之一,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报纸的创办情况?

        郭海缨:《中国档案报》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诞生的,是在时任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馆局长王刚以及多位档案界前辈的努力下创办的。1994年7月1日,国家档案局作为主办单位,成立报社筹备组,8月下旬报纸得到官方批准取得刊号,11月试刊。1995年1月9日正式创刊。一般来讲,筹备一张国家级的报纸最短也要一年,但《中国档案报》从筹备到创刊,仅用了半年时间。

        筹备工作之所以如此紧凑,除了要开辟档案宣传阵地,加强行业内信息交流外,更重要的是为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以下简称“13大”)做舆论宣传方面的准备。13大是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档案大会,力争通过发挥世界唯一档案专业报的媒体优势,为中国档案事业走向国际打开一条新通道,是档案报社全体同志的奋斗目标。但刚满1周岁的报社对外宣传经验不足,加之翻译力量短缺,出版的13大专刊只有中文版,仅将每篇文章的标题配译了英文。2000多位各国代表拿到《中国档案报》后看了文章标题和插图非常感兴趣,却看不懂具体内容。当时我们暗下决心,积极学习、加紧准备,在4年后的15大主会场,一定要出现全英文版的《中国档案报》大会专刊。

        2000年9月,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在西班牙召开。时任中国档案报社总编段东升携首期英文专刊出现在大会主会场,英文版彩色印刷、图文并茂,受到了各国代表的广泛欢迎。此后的15大至18大,报社为每届大会推出一份英文版专刊,重点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档案事业的发展,同时大版面地讲述中国档案中的故事,例如孔府族谱档案、清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谕旨档案和孙中山当选大总统誓词档案背后的历史故事,以及徐悲鸿、郭沫若、茅盾、梅兰芳故居档案里,那些展示着中国文化大家风范的美丽故事,还有地方档案馆推出的与世界各国有关的档案故事。

        2007年是俄罗斯“中国年”。为服务大国外交,报社推出的《中国档案报·俄文版》,得到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委员陈至立,中国驻俄大使刘古昌等亲笔签名,该期报纸发送至俄罗斯全境档案部门。俄文版刊登了明代档案“金书铁券”、清代“大金榜档案”背后的故事,用主要篇幅刊登了新中国成立后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档案,有合作建设的水利工程、机械工厂的照片档案,有合作演出的精彩剧照,昨天的历史成就了今天的新闻,受到了俄方的好评。

        记者:《中国档案报》的《国际档案界》栏目在诸多栏目中历史最长,它为讲好中国故事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郭海缨:1995年4月,国际档案理事会秘书长查尔斯·凯斯凯姆蒂博士来京考察13大筹备工作,我受命采访了他。他得知我是报社副总编,就直言建议我报开辟《国际档案界》栏目,更多地履行档案大国的责任担当。后经国家档案局研究,批准报社于1995年5月29日正式开设了这一栏目。凯斯凯姆蒂不仅亲自为栏目撰写文章,而且主动联系各国档案界的知名专家为其添薪助燃。我报时任总编王德俊以13大中国主报告人的身份,不断邀请各国档案界学术权威发表文章。今天回首档案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过程,这个栏目为当时长期封闭的档案行业,打开了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为解决“走不走?怎么走?往哪走?”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

        记者:在您任总编期间,报社开展了哪些对外讲述中国档案故事的活动?能否谈谈相关经历?

        郭海缨:中国文化走出去实际上是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报社只是在国家档案局领导下,积极探索,努力执行。例如,在2004年8月召开的15大上,国际档案理事会会刊《逗号》推出了一个新的交流方式——咖啡沙龙,由会议代表以“档案中的爱”为主题,讲述来自档案的故事,当时国家档案局外办的杜梅时任《逗号》编委,在中国档案代表团团长、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毛福民的支持推动下,赢得了首次主办权。具体任务就交给了时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邢永福、时任上海市档案局局长刘南山和作为中国档案报社代表的我。

        在咖啡沙龙上,邢永福馆长用乾隆皇帝为江西巡府陈弘谋奏折的一道朱批档案复制件,讲述了中国清代档案中父慈子孝的“爱”;刘南山局长则用十余页护照档案复印件,讲述了中国人民在二战中接收3000余名德奥犹太难民,躲避了纳粹屠刀的国际主义的“爱”。因为大会开幕正值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我以“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题,用5幅照片档案,讲述了邓小平同志在革命战争中付出的牺牲和为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凝结成一份对祖国人民深深的“爱”。杜梅做主持和翻译,每个故事都赢得热烈掌声。听讲的代表越来越多,原来安排50多人的咖啡厅挤进了百余人,咖啡桌都被听众自发地搬了出去。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的各国代表,在中国档案故事中共同领略人类的正义之爱、亲情之爱、奉献之爱。散场后一位白发苍苍的欧洲女代表,绕开一堆空椅子走到我面前,轻轻鞠躬,真诚道谢,我认真地还礼,切身感受到是中国档案的魅力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尊敬。回国后我写了《档案中的爱——我们在维也纳讲故事》,发表在档案报上,读者来信说,档案本身就是过去的事,即“故事”,档案工作者讲故事,责无旁贷。由此说来,《中国档案报》从创刊号开始,就致力于讲好档案故事。今天打开创刊号4版,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就黄克功案件,亲笔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档案原件,以及出自中央档案馆作者的长篇故事。

        记者:对报社今后如何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档案故事,您有何建议?对年轻档案工作者有什么希望?

        郭海缨:2011年6月9日,在中国档案报社承办的“数字时代的档案宣传国际研讨会”上,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致辞,对档案文化国际交流的意义做了深刻阐述。我代表报社发言,从《中国档案报》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档案宣传走向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记得当时提出的主要困难有三:因经济力量不足,中国档案文化走出去受到制约;因勇于创新的信心不足,中国档案故事大多还深藏在密室库房之中;因档案文化和翻译人才不足,档案故事讲不好,传不远。

        8年时间过去,现实令人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宣传工作特别重视,多次强调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明确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我们退休老同志欣喜地看到,为庆祝新中国70华诞,中央档案馆、军地和专业档案馆、大专院校档案馆,甚至民间档案馆,形成了一个中国档案文化矩阵,《中国档案报》和《档案春秋》等档案杂志、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等影视单位、“档案那些事”等新媒体,以及“抖音”短视频平台等,集结成一个讲好中国档案故事的媒体集团军,面对国际国内不同领域,把无声无息的档案讲述成有声有色的故事。

        最近在央视《新闻联播》中看到,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档案法》的修改,应该说在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目标下是十分必要的。我相信年轻的档案工作者,在日益向好的国家法治环境和档案事业发展形势下,只要勤于学习,敢于创新,善于合作,一定会把讲好中国档案故事的责任担当起来,取得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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