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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封面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卷帙最多的一部综合性丛书，它共收录图书7万余卷，全书约8亿字，分为“经、史、子、集”4部分，是集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的空前巨著。《四库全书》将当时全国常用典籍汇集成一部，集散为整，搜罗了当时的已刊和未刊之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在修书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和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经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可以说《四库全书》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学术发展和文化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今天的学术界和收藏领域仍有深远影响。

作为乾隆朝乃至清代最为浩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编修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凝聚了乾隆皇帝的无数心血。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谕令征集各地图书开始，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修竣入藏紫禁城文渊阁，共历时10年时间。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个过程会是枯燥乏味且艰苦的，但事实上，在征书过程中，就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无书不必交

乾隆皇帝出于个人喜好和巩固文化统治的目的，对于《四库全书》的编修十分重视，而编修这样一部典籍汇编，首要任务就是将存世书目尽可能多地征集进来。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乾隆帝采取了自上而下、层层征缴的方式。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一纸上谕下发全国，要求各省“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倡诗文，琐碎无当者”不用征收外，其他书籍都需要悉心留意搜集，将书目上奏。随着规模浩大的征书活动在全国同时展开，乾隆帝在宫中一直心心念念等待着各省上奏书目。但直到十月，才有贵州巡抚图思德上奏，称贵州因位置偏远，素来人际荒芜，人文氛围也不浓厚，自从清代以来才逐渐“蒸蒸日上”，可惜各类书籍“鲜有撰述”。乾隆帝心中无奈，却也知道所述是实，所以并没有严加批驳，只是朱批了一个“览”字。除了收到这份鲜有书目可循的奏报外，下发上谕的这10个月内竟无一省上奏书目。乾隆帝甚是不悦，下旨申斥各省督抚迟疑拖沓，告诫其征书同“民生国计”一样“刻不容缓”，需要从速办理。

身处满族“龙兴之地”的奉天府尹博卿额接旨以后非常惶恐，因为关外流传的典籍很少，而且均是常见的四书五经之类，此番又遭到乾隆帝了无差别的催促，更觉左右为难。但为表忠心，他很快就上奏了所收集到的书目。虽然其中没有乾隆帝真正想要的先贤名仕传下来的古籍旧书，但是博卿额为讨好乾隆，多次向皇帝保证将继续设法访求。乾隆深知奉天省“风俗淳朴，本少著述流传”，在坊间没有可采购的书籍，遂认为博卿额不能领会自己的意图，还有可能扰民甚至滋生事端导致自己后院起火，因此怒斥其“不晓事”，责令“不必再行访购，以免滋生纷扰”。尽管遭到了训斥，但对博卿额来说则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在此之后，他的征书任务就可以不了了之了，而其他省的征集工作还将继续。

乾隆帝着在全国征集图书的上谕

有书不能少

与奉天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乾隆对于作为征书重点的江浙地区没有这么“宽容”。他认为这里自宋代以来就形成了较为浓厚的文化氛围，可称“人文渊薮”，自然“书肆最多”，定会不负期待。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初，随着征书工作的不断深入，两江总督的奏折中频繁提到的马裕，走进了乾隆帝的视线。乾隆帝从奏折中听闻，扬州商人马裕家中藏书丰富，“唐宋时秘册遗文，多能裒辑存贮，其中宜有可观”。顿时心痒难耐，遂下旨两淮监政李质颖派人寻访并借出抄录，并希望“多多益善”。与此同时，两江总督高晋已按照之前的旨意先在马裕家藏书中拣出了书籍133种，李质颖又特地奉旨前往选出了211种，所有书目一并呈送皇帝御览。但乾隆帝翻阅书目后大失所望，因其所开列之书多是近代人的诗文选集，并没有传说中的所谓古籍善本。乾隆帝认为此事颇为蹊跷，既然马裕藏书之丰名声在外，怎么可能就这么点家当。想来肯定是他心存畏惧，害怕朝廷将书借走不还，让他损失了藏书，所以不敢将善本借出，所以上奏的这批开列书目必定不完整。于是下令李质颖再次前往寻觅，并特意嘱咐将马裕的古籍善本“就近借抄，随时检还”，解除马裕的后顾之忧。

李质颖没有辜负乾隆帝的嘱托，又在马裕家选出370种藏书，鉴于乾隆帝的顾虑，李质颖也害怕马裕“或有善本另藏”，随后又暗地里对与马裕相熟的人们进行了详细秘访，反复确认其“无别有秘藏之事”。通过对马裕的多次搜刮，前后共呈送书目多达776种。马裕也深知自己的藏书已被乾隆帝盯上，在封疆大吏的多次寻访后，主动恳求将选出书籍呈送，不需要再归还。但由于上奏藏书的品质与原本想象的情况相去甚远，乾隆帝对马裕的藏书已经意兴阑珊，他看到马裕的献书请求后淡淡地说：“俟办完四库全书，仍将原本发还，留此亦无用也。”虽然藏书并没有让乾隆帝满意，但马裕仍是私人藏书家中进书种类最多的，并且后来他还是得到了乾隆帝的嘉奖赏赐。在整个征书过程中，江苏和浙江共进书9400多种，数量居全国首位，远超其他各省的总和，也算是没有辜负乾隆帝的期望。

编造不可取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一份军机大臣的奏片引起了乾隆帝的注意。奏片中称：不久前有个叫做戎英的山西人主动进献了两本书，一本是他自己从河图洛书中推衍出的《万年配天策》，另一本是专为乾隆帝平定金川而写的《天人平西策》。并且很神秘地说其中的兵法不方便明言，需要配合他幼时所作的其他书籍领悟，他愿意将目录一并进献。

见多识广、学识渊博的四库馆臣们一眼就看穿了戎英胡编乱造的诡计，考虑到进献的书目中可能有大逆不道的内容，立即让步军统领衙门官员将戎英收押起来严加审讯，并搜查了他所有的进京停留之地，但并没有发现不法的字句和进献目录中的图书。戎英自己招供称其是为了获取功名才进献了这两本书，进献目录中的其他图书也是自己编造的，并且自己背写出了图书的内容。四库馆臣们一读，哑然失笑，所谓的“避炮攻碉法”等都是民间小说中的一些无稽之谈，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

看到戎英为了骗取功名这般胡闹，大臣们认定他必定不是个守法安分之人，所以请旨将其押送刑部，并令山西按察使黄检搜查其在山西的家。黄检领旨后丝毫不敢怠慢，立刻对戎英家住的几间破屋进行突击搜查，发现了一个线缝花布包袱，拆开来看，便是戎英进献目录中的书籍。其妻称，戎英“每日只是痴痴呆呆写书”，并且说“功名富贵都在里面”，上京前将书放在花布包袱中还“不许人动”。其子称，常听戎英说书籍的内容“天机不可泄露”，等有了识货的人，再细细写出来看，所以这些书并没有人看过。但是黄检等人还是不放心，于是耐着性子将这些书全部细细翻看一遍，其内容全是抄袭前人书籍中的陈词滥调，却也没有什么不法言语，于是黄检将情况奏报给了乾隆帝。

虽然没有什么悖逆的言论，但戎英的这种妄图骗取功名的“捣乱”行为仍令众人愤怒。最终军机大臣们商议，还是决定将戎英发配乌鲁木齐种地。在惩处戎英的同时，也震慑了同样想通过胡编乱造求取功名的人。

经过了历时7年之久征书工作后，《四库全书》最终征集到各类书籍共计12237种，在数量上可谓前无古人。这样惊人数量的取得，首先归功于乾隆帝自始至终所采取的有区别、有重点的征书理念，而各地方的官员迫于乾隆帝强大的压力，对于征书也是竭力搜罗、极力逢迎，藏书家们在乾隆帝和官员们的层层压榨和软硬胁迫下，也是倾囊而出、积极响应。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广泛而彻底的征书基础，《四库全书》的后续编修也就自然得以顺利开展。堪称史上鸿篇巨制的《四库全书》体量尤为可观，征书过程中的各种苦辣酸甜也至今耐人寻味。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