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有关人体实验问题的部分内容
二战结束后，为惩处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由中、美、英、苏、澳、加、法、荷、新、印、菲11个国家于1946年5月3日在日本东京组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1948年11月12日审判结束，28名被告除2人病亡、1人因精神病被免予起诉外，全部25名战犯被判有罪，其中7人绞刑，16人终身监禁，2人有期徒刑。审判确认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犯罪性质，裁定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对厘清历史责任、解决战后国际纷争具有重要意义。审判过程中形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等大量档案史料，是今天研究日本二战罪行、认清历史真相、反驳日本右翼翻案言论和解决中日关系历史问题的重要依据。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美国的故意包庇和掩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未针对石井四郎等人的细菌战罪行进行任何起诉，使得相关战犯逃脱审判，逍遥法外，至今未能受到追究，中国人民的战争创伤也至今未能得到道歉和补偿。但围绕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的起诉问题，并非没有异议，在1946年8月29日的一场法庭辩论上，检辩双方曾就此进行短暂交锋。国家图书馆所征集入藏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真实记录了70年前这一历史瞬间。
国际检察局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调查
1945年12月，盟军最高统帅部成立了国际检察局，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方，负责日本法西斯战争暴行的调查取证和起诉工作。1946年3月6日—4月11日，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季南率助理检察官莫罗上校、萨顿律师等人赴华取证。1946年4月16日，莫罗向季南提交了《中国之行报告》，记述了他在中国调查日本战争罪行情况及所获得的证据：
“在日本侵华罪行部分最值得调查的罪行如下：……违反国际法在战场上使用毒气；通过散播布满鼠疫菌的各种材料实施细菌战”。
其中针对细菌战证据的报告内容如下:
“对细菌战罪行的指控主要基于一部《中国手册1937—1943》里的报告，报告由金宝善（1893—1984年，公共卫生学家，我国近代卫生防疫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博士编撰。萨顿先生已对金宝善博士及其助手进行取证，萨顿[原文被抹掉]提交的一份有关他们的报告附后。”
萨顿报告《来自中国的报告：细菌战》长达37页，讲述了日军在中国空投了受污染的谷物后，引发鼠疫流行的情况，报告日期为1946年4月23日。报告内容包括奥地利籍卫生防疫专家罗伯特·伯力士（R. Pollitzer，1885—1968年，国联援华防疫团成员、国民政府卫生署专员）博士1946年4月3日提交的证词及伯力士的简历，金宝善博士1942年3月31日关于1940—1941年宁波、衢县、常德爆发鼠疫报告的摘要及相关证人于1946年3—4月的签名证词等。从这些档案来看，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前，检方检察官萨顿律师手头已经掌握了非常丰富的证据材料，由此引发了1946年8月29日法庭现场的一幕。
有关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检辩记录
在1946年8月29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检辩双方就日军驻南京“多摩部队”（即日军在华中的细菌战部队“荣1644部队”，总部设在南京中山东路原南京陆军中央医院，对外公开名称“中支那防疫给水部”，1939年年初由石井四郎带领部分731部队成员建立，成立后在我国宁波、常德和浙赣沿线进行了3次主要的细菌作战，残害了大量中国人）人体实验的情况曾进行短暂交锋。关于这场交锋，目前中、美、日各方学者对庭审记录内容的记述有多种版本，文字多有出入。为便于还原历史真相，根据国家图书馆从海外征集入藏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原档，笔者将原始记录内容摘译如下（其中代表检方宣读证据资料的是萨顿律师，担任日方辩护律师的是布鲁克上校、莱文律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546～4551页：
韦伯庭长：萨顿先生请讲。
萨顿（宣读）：
其他特别暴行。
敌人的多摩部队将平民俘虏运入医学实验室，在那里测试人体对有毒血清的反应。这支部队是最机密的机构之一，因此被它屠杀的人数难以查明。
我将略去下面三句。
（继续宣读）截至目前的调查表明超过30万人被杀害，超过4000栋房屋被烧毁或破坏，20～30人被强奸或因拒绝被强奸而被杀，184人失踪。其余的资料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我将略去英文副本第四页末的“大屠杀的证据”部分。
韦伯庭长：你是否准备向法庭出示有关这些所谓有毒血清人体反应实验的进一步证据？在法官看来，这是一项全新指控，我们此前闻所未闻。你准备就把它这样放在这吗？
萨顿：此次我们没有准备就此问题补充证据。
(继续宣读)以下9个番号是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罪行的部队：……
韦伯庭长：布鲁克上校请讲。
布鲁克：如果法庭允许，我想就这份文件提到的有毒血清反应测试一事，询问原告这些实验是否不包括对这些人进行的一系列疫苗接种。这将影响该报告的分量，因为在其第2页已表明这份报告是事发多年后，应检方要求而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撰写的。这里显示在1945年11月17日14:00，才召开第一次会议，而且，假如他们不知道疫苗接种和刚刚那些说法的区别，那么我认为这对本法庭对该证据的分量评估来讲至关重要，毕竟它是一个已被认可的证据的摘要。
随后辩护方的莱文律师趁势将话题转向对法庭证据提交程序和规定的质疑，以此达到拖延庭审时间的目的，经过对法庭规定的冗长讨论后，韦伯庭长努力将主题拉回：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550页第9～15行：
……
庭长：那么，现在，你只有权利抗议证据中的某些特定部分，在此我只允许你抗议有关似乎在中国人身上进行有毒血清试验的这部分。根据我和我同事们的看法，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尚无证据支持的臆断。
随后日方辩护律师又将话题转向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统计准确性的纠缠，并逐一被法官驳回。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551页第10行至第4552页第1行：
……
韦伯庭长：法官会像辩护人一样警觉，确保驳回那些不明确的或含糊的证据，或无证据支持的笼统指控。你不必担心这一点。
莱文：庭长先生，我们确信您所言不虚。我们也不希望通过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小错误上显得我们故意在找岔子似的。然而，我们真的觉得检方确实对法庭负有责任，对辩护人负有责任，对公众负有责任。我认为在证据所及之处，他们应该在这类事情的表述上更加慎重和留心。
韦伯庭长：那么，结论是，根据辩护方的抗议，这段关于“对中国人进行有毒血清实验”的陈述被法庭驳回，不作为证据。
萨顿先生，请继续。
对日军细菌战罪行起诉不了了之
这段庭审记录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检方首次在法庭上公开提出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之一的人体实验这一事实，揭开了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的冰山一角。然而遗憾的是，美国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法庭开审以前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幕后交易，全力阻止日本细菌战罪行大白于天下。因此最终萨顿没有向法庭提交相应证据材料，他的这段发言也遭到辩方律师的质疑和法官的驳回，此后关于日本细菌战的罪行再也未被提起。这段短暂的交锋如同惊鸿一瞥，匆匆登场，终又不了了之。但这段记录的出现却促使了更多的人关注日本的细菌战罪行这一事实。
1947年1月7日，苏联助理检察官瓦西里埃夫将军通过国际检察局调查部向驻日盟军远东司令部军事情报局局长威洛比提出审讯731部队军官石井四郎少将、第一部长菊池齐大佐、总务部长太田澄大佐等细菌战嫌犯要求，指出石井四郎、菊池齐、太田澄等人实施的医学实验导致了2000多名中国人的死亡。1947年3月7日，苏联检察官柴扬诺夫将军又正式致函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米勒少将，要求将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列为对苏战犯，试图以此强行推进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调查。然而美国当局对这些要求以各种理由进行拖延拒绝。1947年3月21日华盛顿当局更是致电麦克阿瑟，要求：
“第一，美国将派人引导和监视苏联人的审讯，应预先对太田和菊池进行指导，不要向苏联人泄漏任何重要信息，不要让苏联人知道美国已在就此事进行调查。第二，日本被指控的那些对中国所犯的罪行与苏联没有明显利害关系，应让苏联明白允许他们提审是为了表示一种基于政府间友好的友善示意，而不应成为今后惯例。”
1947年8月8日“远东小委员会”成员、美国国务院代表罗伯特·费尔里在一份名为《对 SWNCC351/2/D号文件的意见》中进一步指出：
“必须记住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更关心的是不能允许其他国家获得比我们更多的情报，起诉石井四郎将付出向其他国家暴露这些情报的代价。”
由此，美国当局的真实立场和态度已暴露无遗。
在美国当局的极力阻挠和包庇掩护下，石井四郎等人成功逃脱审判。1948年1月9日，驻扎于日本东京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法务局得出最终结论：“关闭330卷宗，对石井四郎不再起诉。”自此，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实施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罪行再未被追究。正如《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的作者谢尔顿·哈里斯所言：
“这中间有一个保持沉默的真正的阴谋……在东京战争犯审判中受这个问题影响的6个同盟国家的检察官们，对自己所知的事情保持了沉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隐瞒这一阴谋——说这是阴谋绝不是恶意或夸张的——从日本战败到东京审判结束的三年间一直被持续着……并且……从那以后又一直被持续下来。”
战后陆续解密的档案表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中，至少有一半的人与日本细菌战有关，另外有超过5000名以上的日本人都曾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细菌战计划。然而在美国的掩护和主导下，最终未对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任何起诉，这桩惨绝人寰的反人道罪行成为了一桩“未审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