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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张斌教授提出“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引人关注。他认为：一方面，我们应当树立中国自信，充分挖掘我们档案工作的历史基因，从中提取合理的、有营养的成分，并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寻找适应中国本土的理论；另一方面，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档案教育体系和专业人才队伍，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数十年的沉淀和积累，我们可以逐渐提出中国档案学派或档案学中国学派。

        毋庸置疑，“中国档案学派”这一概念的提出既与中国档案界日益多元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直接相关，也是针对当前在国际上如何发出中国档案声音的及时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示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因此，“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的提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思想”等多重现实语境下提升中国档案话语权的一次努力。笔者认为，“中国档案学派”的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当下中国档案界本体性意识，并引申出诸多应予以重视的议题。

中国档案学派的内涵

        对于中国档案学派，也曾有少数学者予以关注，并提出了相应的见解。例如，黄存勋认为，中国档案学有两派，“机关档案学派”和“档案馆学派”，意指当年文献馆和机关档案工作两派；陈祖芬则认为，中国档案界并没有形成学派，但是“档案学派的发现和发展是完全可能的。档案界已经有了产生学派的条件”；而《档案学通讯》论坛上有网友提出，可以划分为“史料派”“管理学派”和“电子文件学派”。这些观点虽不尽相同，但仍具共性——对中国档案学派的解读与阐释过多囿于传统学派的褊狭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中国档案学派的构建既不能包容分歧，又不能团结一致。

        就字面意义而言，笔者认为，中国档案学派至少包含3种可能的解释：一是着眼于地域性概念，解读为“中国+档案学派”，凸显出源自中国、体现中国、代表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档案学派。二是着眼于研究对象，解读为“中国档案+学派”，指以中国的档案与档案工作（或曰档案现象及规律）为关注或研究对象的学派。因此，其主体包括中国但又不限于中国，其他国家档案学者也可参与。三是着眼于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驱动力，解读为“中国+档案+学派”，指以档案与档案工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经验为特点、以学术共同体为集合的学派。三种解释各有优劣，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打造中国档案学派的价值取向。三者之间需要构成一种良性互动机制，目标是通过上述关联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共同体。

        那么，究竟如何定义中国档案学派呢？笔者认为，从推动中国档案界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档案体系对话的层面考虑，中国档案学派不宜作为一种明确的学术流派性质的倡导和指称，而应当超越传统学派的狭隘性。这样，不仅可以在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层面上有效审视自我，而且可以在国际档案交流合作的框架中合理定位自身。所以，中国档案学派既指对中国档案与档案工作研究的所有内容与成果的知识体系（即研究中国档案问题）；也指对中国档案与档案工作研究的一种整体标识性，对外彰显中国档案与档案工作的独特景观，对内凝聚档案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力量（即传播中国档案故事，提出中国档案方案）。

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的价值

        社会实践大变革的新时代，一定是伴随着思想理论大发展的新时代。这迫切需要我们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增强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所以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绝不是“一时兴起和心血来潮”，而是为了破解诸多问题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研究成果”“推介对外传播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凝聚中国档案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第一，有助于回溯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经验启示。中国档案学派的构建离不开对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历程的梳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档案学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以来，至今虽不过近百年历史，但无论是档案意识抑或是档案实践源远流长，与中华文明同源共生、相互促进。然而，目前档案界对中国档案学术史的梳理、认知与参照，一定程度上还处于“断层式”“碎片化”状态，缺乏全景式、全局性的把握。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打造中国档案学派将有利于整体推动我国档案界对自身历史的总结，促进对中国档案学已有成果的发掘、归纳与认同。

        第二，有助于传承中国档案学人创造的学术经典。在近百年中国档案学发展进程中，尽管原创性理论尚不够显著，但能够称得上经典的学术著作也不在少数。例如，民国时期档案学十三本旧著、吴宝康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周雪恒的《中国档案事业史》、冯惠玲的《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等，这些凝结前辈学术思想与创新精神的学术经典不应该被冷落与降温。打造中国档案学派也离不开这些标识性强、认同度高的学术经典。要想去除偏激与盲从，就必须以温情与敬意去认真领略档案学前辈留下的学术成果。如此，中国档案学派才能将学术经典传承好、发扬好，扬前人所长而补其短，在推陈出新中别开生面。

        第三，有助于凝聚中国档案学术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科学学派通常具有较强的凝聚作用，能使分散的学术资源得到有效聚合，形成整合优势。一方面，打造中国档案学派能推动档案界学派权威与学派领袖的形成，特别是通过学派领袖在学识、才能、成就等方面的影响力，可以有效帮助档案学界新生力量较快进入学科前沿和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领域，提升其研究能力。另一方面，中国档案学派绝非一般的师门派别，它更能对一些新思想采取包容、鼓励、支持的态度，所以标新立异者在学派中不至于被一棍子打死，新理论在学派中也比较容易获得讨论空间。更重要的是，学派内部充分的学术、思想交流，有助于打破档案学界故步自封、各守藩篱的状态，激发档案学人的认同感与创造力，凝聚起中国档案学术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

        第四，有助于凸显中国档案对外传播的专属声音。1949年以来，我国档案事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短板：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中国档案的形象和声音是模糊的，它缺乏让世人印象深刻的“标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档案理事会等主导的国际档案治理体系中，也少见中国档案学人提出的议程、概念。西方理论规范和话语体系深刻影响着国内档案学人，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档案学的规范化与国际接轨，但也常常遮蔽了我们自身的理论传统和学术话语。因此，打造中国档案学派有助于激励每一个中国档案学人以更深刻的理论自觉，去探索中国档案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发出属于中国档案界的专属声音。

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的路径

        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既是一个可期的学术愿景，也必定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学术工程。实现这一学术理想，要求中国档案学人遵循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新时代中国的国情和档情，正确处理以下多重关系。

        第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研究档案学最终不是为了建构档案学理论，而是为了解决档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打造中国档案学派必须摒弃晦涩难懂的理论架势，摆脱抽象空洞的理论纠缠，走出象牙之塔，面向时代之需，开展新的探索。然而，当前部分档案学人满足于“书斋式”研究，理论成果多停留在纸上谈兵的程度。当然，档案学理论也不能止于“实用经验系统”，当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能指导实践、引领实践。

        第二，管理与技术的关系。从档案理论与实践发展史来看，科学技术在历次变革中都发挥着源头促发性、基础支撑性作用。从纸质环境下的档案实体管理，到计算机辅助环境下的档案信息管理，再到数字环境下的档案信息知识集成管理与服务，彰显着技术更新对档案管理模式和方法的直接推动。目前，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如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正在不断缩小信息与物理之间的界限，给档案的时空条件、管理主体、管理思维、管理方式等带来深刻改变。档案界面对技术变革，既不能因循守旧、等待观望、裹足不前，也不能急躁冒进、盲目跟风、唯技术论。首先，档案部门一旦不能正确预判科学技术突破方向、把握管理变革前沿，不仅会导致“技术代差”，更会引发“职业淘汰”等生存危机。所以，应大胆地在技术成熟的单位、地方开展试点，成熟一个应用一个，这样才不会错失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的发展机遇。但是，与此同时，档案形成于组织的业务活动过程中，又服务于组织的业务活动。技术创新往往源于管理需求，管理创新才能发挥技术创新的驱动力。所以档案界也需要像重视技术创新一样重视管理创新，要时刻警惕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档案安全、信息伦理、法律纠纷等诸多问题。正确处理好管理与技术的关系，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与蓬勃的创造力。

        第三，独立与融合的关系。一方面，档案学应坚持独立的学科地位，这是档案学赖以成长的前提。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档案学奠基人吴宝康先生就一直强调要将档案学作为独立学科建设。1956年，吴老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制的《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将档案学列为独立科学之一，并确定了档案学的研究项目和任务。1980年吴老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会上指出：“30年来，我们已经日益明确地认识到把档案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客观必要性，我们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建立和发展档案学的。”可见，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内容体系和社会功能都是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因此，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必须力保档案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活动、科学技术的复杂化、集成化，学科的交叉融合也是必然趋势。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档案与数据、信息的界限日趋模糊，档案学与其他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也日趋相似，研究方法更具共性。融入更广阔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既是档案学发展的内在必然，也是档案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在学科独立与融合的双重力量作用之下，打造中国档案学派需要进一步明确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学科边界、核心概念、专门研究方法是什么。如冯惠玲教授所言，当前档案学面临3个“元问题”，即档案是什么？档案工作是什么？档案学是什么？回答这3个“元问题”，需要中国档案学人的智慧与勇气。

        第四，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学科的发展总是继往开来的。科学学派的创建亦是如此。割裂档案学发展的历史传统来建构中国档案学派注定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个时代的档案学思想都是在前人成果的积淀上形成的。继承传统，但又不能局限于传统。我们既反对数典忘祖，否定历史传统；也反对抱残守缺，泥古仿古。中国档案学人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勇立潮头、引领潮流。比如，对档案价值的认识，不能局限于凭证价值、参考价值，还应拓展至记忆价值、认同价值、感情价值等；对电子文件来源的理解，不能停留于机构、实体来源，而应更新为活动、概念来源。因而，打造中国档案学派既要传承悠久历史、弘扬优良传统，又须立于新时代前沿，反映新时代精神，提出新时代思想。

        第五，借鉴与批判的关系。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必然与西方档案学交流、碰撞。在此过程中，如何对待西方档案学研究成果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清末以来的学术发展史已经说明：离开了对西方学术的借鉴，中国学术只能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难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许多域外的学术成果多系西方人对自身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中既包含有不少普遍性的客观规律，也有诸多只适用于西方特殊性的东西；而且，西方档案理论与实践亦有许多缺漏与不足，而中国档案理论与实践也有诸多优势与特点。借鉴西方不是“山寨”或盲从，批判西方也不是拒绝或全盘否定。对待西方档案学理论的话语模式，不能盲目地整体移植、照搬照抄，只有把它同中国具体的国情、档情结合，经过消化吸收、改造创新、实践验证之后，方能满足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在当代中国日益崛起并阔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打造中国档案学派既是对中国档案界的前景呼唤，也是坚定中国档案自信、凸显中国档案形象、发出中国档案声音的客观需求。“知难而进，志在必成”，相信只要中国档案学人齐心协力，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自信，扎根中国本土，研究中国档案问题、传播中国档案声音、提出中国档案方案，打造独树一帜的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未来可期。